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总统虽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力，但其行动须严格遵循宪法与法律框架。2025年8月29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比4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多国加征关税的行为属于越权，因其缺乏国会明确授权。

这一判决再次凸显美国权力制衡机制的作用，也反映出单边贸易措施在国内面临的多重阻力。

一、司法系统对行政权力的约束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裁决中明确指出，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旨在授权总统在“异常和特殊威胁”下采取经济措施，但并未允许其全面征收关税。法院强调，该法所授予的是“监管”国际贸易的权力，而非无限制的关税制定权。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国会几乎不可能有意将无限征收关税的权力赋予总统。”

这已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第二次受挫。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作出类似违宪判决，而上诉法院的裁决维持了这一结论。

尽管判决未立即生效——设定的缓冲期至2025年10月14日，以便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其法律意义十分重大。它重申了美国宪法第一条的基本原则：征税权属于国会，总统不能以行政命令替代立法程序。

二、地方政府与联盟诉讼的挑战

除了司法系统的制约，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遭到美国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2025年5月，由12个州组成的联盟——包括纽约、俄勒冈和亚利桑那等经济重要州——联合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违法”，并撤销2025年以来实施的所有额外关税。

这些州在诉状中指出，特朗普频繁滥用“国家紧急状态”权力，仅2025年前四个月就三次援引IEEPA法案以推行关税措施，完全绕过国会立法程序与公众评议机制。诉状还提到，某些政策甚至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缺乏正式程序与成本收益分析，严重破坏政策的透明性与合法性。

三、经济现实与社会反弹

关税政策不仅遭遇法律与政治层面的挑战，还引发了显著的经济反噬效应。根据汇丰银行2025年的一项调查，72%的美国中小企业因关税导致经营成本上升，77%预计未来成本将继续增加。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和梅西百货也公开表示，关税压力将迫使它们提高商品售价。经济学家估算，普通美国家庭因关税每年可能多支出约2800美元。

农业州作为特朗普的传统票仓，同样未能幸免。自2018年贸易摩擦开始，美国大豆出口量下降40%，许多农民被迫低价抛售库存。

爱荷华州农民表示，“中国市场已转向巴西，我们的损失难以挽回”。此外，关税政策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压力：2025年4月，在特朗普宣布新一轮“对等关税”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1.8%，创下40年来最大单月涨幅。

四、副总统的表态与内部政策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副总统万斯近期也就对华关税问题发表了引人关注的谈话。他公开表示，当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税率已达54%，并明确表态“不会再进一步提升”。万斯强调，这一税率已是经过国内评估的“政策阈值”，若再提高将损害美国企业利益，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

他还特别指出，现有关税水平与中俄贸易关系无直接关联，显示出政府内部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务实考量与分歧。万斯的发言折射出特朗普团队中一部分人对关税反噬效应的担忧，也暗示了政策辩论中现实主义声音的存在。

五、政治博弈与最高法院的未来走向

特朗普方面已明确表示将上诉至最高法院。目前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人由共和党总统任命，但法律界普遍提醒，最高法院在“总统权力”类案件中并不总是倾向行政一方，近年判决中仍体现出司法独立与制度平衡的特点。

此案也深陷两党政治博弈。提起诉讼的12个州中有10个由民主党人主政，国会民主党成员普遍支持法院判决，认为这是阻止行政扩权的必要之举。若最高法院最终维持原判，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向企业退还已征收的数百亿美元关税。

六、对中美关系与未来政策的启示

这一系列法律与政治斗争，不仅动摇特朗普“极限施压”策略的合法性，也可能为中美经贸互动带来新的变数。美方法院对总统权力的制约显示其制度中仍存在较强的纠错机制与权力平衡传统，而国内经济团体、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的多重反对，也迫使贸易政策必须兼顾现实影响与程序正义。

从更广的视角看，这场围绕关税的争论不仅是关于贸易政策的较量，更是美国宪政秩序与权力机制的一次重要演练。它表明，即便是在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美国体制内生的制衡逻辑依然具有一定韧性。

结语

特朗普虽贵为美国总统，却并非可以无限行使权力。他对华加征关税的举措，在司法审查、联邦制衡、经济现实与政治反对的多重制约下，显得步履维艰。

联邦法院的判决重申了“征税权属于国会”的宪法原则，副总统的发言则揭示了行政系统内部的政策理性。这场关税之争不仅关乎中美贸易，更深刻体现了美国法律制度的运作逻辑与权力结构的复杂互动。在未来，无论是贸易政策还是外交战略，都必须在制度与现实的约束中寻找可持续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