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第 46 天时，我的父亲已被剥夺了实权。当时，军中有人向日本人举起了白旗。事后多年，有人声称此举是为了撤走伤员。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多次战斗，如果需要撤退，完全可以直接行动，何必使用白旗？显然，我父亲并未下达这一指令，显然是在关键时刻，军中其他人将他架空，使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
方大炮不舍得责罚犯错士兵。
我的父亲方先觉，堪称一位纯粹的军人。此言不虚，盖因他对政治一窍不通。他性格豪爽，言辞直率，往往无所顾忌，因此常惹人不满。有人因此送他一个外号——“方大炮”，正因他敢于直言，不计后果。
方先觉
他曾向我提起，在黄埔军校三期的训练期间，学校食堂的伙食问题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大家普遍认为食堂克扣了食物。然而，无人敢站出来发声，于是他们便将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一众学生纷纷怂恿他提出抗议。然而，他一旦与负责伙食的人员发生冲突，学校便立即做出了将他开除的决定。多年以后，这段往事终于得到了“平反”。谈及他的学历，他虽为黄埔三期优秀毕业生，实则未能在黄埔军校圆满完成学业。正当毕业在即，他却不幸背负了“不守军纪”的恶名。
此事并未令他从中汲取教训，他素来不擅长投机取巧与奉承迎合，他所精通的，唯有沙场征战之道。他踏入军旅生涯，起初担任连长一职。正是凭借他勇猛冲锋在前线的英勇事迹，逐渐在军中崭露头角，赢得了声望，这一切都是凭借他个人的努力，而非任何外力关系。在军队中，方先觉享有崇高的威信，为何部下甘愿为他浴血奋战？关键在于这位军长对士兵的深情厚谊。在我随父亲居住长沙的期间，我曾伴随他一同巡访部队，那时目睹了士兵们正在进餐的情景。无论何时何地，军官路过，战士们于用餐时均不得起身行礼。他言道，军旅生涯本就艰辛，若连一顿饭的安宁都不得保障，岂不更添困苦？
他并不愿意对士兵下手。
此外，军队中的贪污腐败问题尤为突出。将领们常用的贪污手段便是“吃空饷”。例如，一个原本拥有三万人的部队，经过几次战斗后，人员伤亡，实际可能只剩两万。然而，上报人数时仍按三万计算领取军饷，这便导致多出的那万名士兵的军饷被私吞。当时第十军历经多场激战，包括长沙会战与常德会战，兵员锐减，财政亦陷入困境。我父亲曾言：“我们自诩为‘泰山军’，乃国民革命军的骄傲，岂能衣衫褴褛？现有一笔资金，正可购置新军装——湖南纺织业发达，遂制作了大量军装分发给士兵。”穿上新军装后，士兵们亦不再穿着草鞋，我们随即制作了布鞋。
他将所有积蓄尽数投入士兵的福利之中，正因如此，当我们被迫撤退至台湾时，众多国民党军官均携带了丰厚的家产，携带着大量的金条，于台湾购置豪宅，生活得颇为宽裕。“我究竟是如何嫁给了这样一个不懂得敛财的人呢？别人一旦成为高官，无不设法聚敛财富。”
八根金条，虽贵重却难以持久，很快便耗尽。幸赖蒋介石念及方先觉往昔功绩，认为他不适宜担任正职，遂安排其担任副职。因此，我父历任多职，诸如澎湖防卫副司令、第一军团副司令等，实则职责不多，不过是蒋介石用来维持家计的权宜之策。
回顾过去，我发现与父亲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纽带，如今看来似乎显得较为疏远。这又是为何呢？早年他官职尚微，即便是担任连长或营长，亦不允许携家眷同行，唯有升至师长或军长之位，方得享有此待遇。因此，我幼年时居于上海，多数时间是在外公外婆的庇护下度过的，与他相聚的时光寥寥无几。随着他官位的升迁，事务日益繁重，忙碌之余，我们相聚的机会依旧不多。昔居浙江之地，彼时他率军转战江西、湖北，直至荣升第十军军长，驻守长沙，乃是我们母携幼子随其迁往长沙安家。
我家在衡阳购置了一处住所，意在长久居住。那会儿，他倒是常在家中逗留。然而，即便身处家中，他亦鲜少与我们交谈。我们呼喊一声“爸爸”，他不过应声而已，我们便迅速离去。他性格过于严肃，孩子们与他之间似乎难以找到共同话题。
言辞虽不多，他却教导我们阅读。在衡阳度过的那两年，我每日勤于挥毫，研习柳公权的书法。父亲严格督促，每日我们必须练字无数，并研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著作。幼年时，我阅读的书籍不多，因此在衡阳与父亲相伴的那两年，实则是我真正的启蒙时期。当时家中未通电灯，我们依赖燃油灯照明。夏日，蚊虫猖獗，我坐在灯光下阅读，手持扇子奋力驱赶，阅读的乐趣由此油然而生。那时，我的日常便是沉浸在历史小说的世界中。
家中藏书众多，然而我却鲜见父亲翻阅。他居宅之际，常客盈门，访者多以他的部属为主，亦不乏衡阳地界的诸多乡绅。在衡阳的那段时光，家中弥漫着最安心的氛围。彼时的衡阳，因战争而繁华，众多来自江苏、上海的工厂纷纷迁至此地，江面上船只穿梭，运送着木材与丝绸。常听闻长辈们讲述城中的歌厅、舞厅，然而我们的家却坐落在黄茶岭，远离了城区的喧嚣。黄茶岭彼时还未安装路灯，夜晚出行，灯笼成了必要的照明工具。虽然缺乏舞厅的欢声笑语，但街道上茶馆林立，顾客络绎不绝，还有美味的冰淇淋可供品尝。
那是美好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我们家自1942年底抵达衡阳后，无奈在1944年5月便被迫撤退。随着日军对大西南地区发起迅猛的攻势，局势变得极为危急。我们家原本便已定下撤退之计，我心想，若是父亲能迅速前往重庆担任高参，或许我们便能从此远离恐慌，不再饱受战乱的折磨。不久后，父亲归来告知，委员长已下令让他率军出征，敌方已迫近，形势紧迫，不容拖延，家眷应先行撤离。
昔日衡阳西站人流如潮，涌动着避难者。第十军的家属们被分配了两节车厢，紧急前往桂林。我们算是相对宽裕，然而这撤退过程却是匆忙而混乱，人潮汹涌，连车顶都挤满了人。我的母亲在那会儿刚诞下小妹，奶水不足，只能依赖奶妈喂养。不幸的是，奶妈并未随我们一同撤退，这让母亲犯了难：火车如此拥挤，孩子如何能够及时得到母乳？那时市面上尚无奶粉可供冲泡。
母亲在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觅，目光扫过，寻找着怀抱幼童的女性。终于，她发现了一对疑似来自浙江的夫妇，注意到那位妇女的衣襟前有湿迹——在那个年代，女性哺乳时并不使用哺乳垫，湿漉漉的胸脯显然是在哺乳。母亲上前询问，方知这对夫妇的儿子刚出生不久便不幸夭折。他们也觉得颇为巧合，因为无法乘坐火车。于是，母亲便邀请他们一同上车，协助照顾孩子。这对夫妇欣喜若狂，对母亲的慷慨相助感激不已。
桂林街面满是方先觉画像。
我们沿着旅程直至抵达桂林，得以入住桂系名将黄旭初的府邸。他慷慨地将临江之宅让予我们居住。彼时正值1944年6月，衡阳之战已爆发。
衡阳一役持续了长达47个日夜，堪称抗战末期正面战场上一场尤为惨烈的生死之战。衡阳地处大西南之门户，彼时更是多条铁路干线汇聚的要冲。日本军方扬言，仅需三日内即可攻克衡阳。然而，我父亲率领的部队誓死捍卫，顽强坚守了整整47日，直至弹尽粮绝。
战事的发展，我们事后方才得以悉知。彼时在桂林，信息传播极为不畅，家中亲人心悬一线，日日忧虑。桂林设有国民政府的后方办事处，前线消息汇集于此，方才辗转传入我家，而这些信息，亦不过是报纸上的报道。在衡阳保卫战持续了二十余日之际，我们漫步至桂林街头，只见各家店铺的橱窗内均贴满了照片，那是我父亲的肖像。照片上赫然标注着“民族英雄方先觉”的字样。
在我的记忆中，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父亲的肖像。至于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何事，我并不知晓，那时的我尚且年幼，尚未懂得世事。在我幼年的认知中，父亲上战场仿佛是家常便饭，他自我出生便置身于硝烟之中。家中众人中，唯有母亲忧心忡忡，整日焦急地探寻父亲的下落。然而，直至衡阳之战落幕，依然没有父亲的消息传来。那段时光，我们如同置身于无边的迷雾中，不知父亲是生是死。
衡阳一旦失守，桂林亦迅速陷入紧张状态，我们随即启动撤退计划，乘坐火车抵达柳州，而后又从柳州转往独山。然而，铁路线在独山便告终止。驻足于独山，不久便听闻第十军中一位军官匆匆赶至此地。一番询问之下，得知军长尚在衡阳，虽生死未卜，却不幸被日军掳获。那时，士兵纷纷逃散，毕竟在城池难守之际，优先保障士兵撤离。我父则坚持到最后，与日军签署了停战协定。至十一月底，我们得知喜讯，父亲已被特工成功营救。
这段历史引发了诸多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将方先觉视为投降者。我的父亲曾坚守衡阳长达47天，按照某些观点，这似乎意味着他应当战至最后一刻才可称英雄。然而，人们为何要无谓地牺牲自己呢？战败后成为敌人的俘虏，这在两军对峙中是常见的现象。只有当你被敌人利用时，才可能被称为叛徒。
我父亲从未背弃忠诚，事实上，在战事最为惨烈的时期，他早已撰写了遗书，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衡阳城沦陷之际，城内尚有两千余士兵与两千余条生命存续。在战斗至极困顿之时，一位师长曾向父亲建议，提议我们尝试突围。然而，父亲坚决拒绝，他以过往的教训为鉴，指出在常德会战期间，余程万师长曾试图突围，却险些遭到蒋介石的枪决。当时常德守军人数本就稀少，而衡阳的情况更为严峻，伤兵众多。父亲断然表示，他绝不同意突围。在他看来，即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国军队也应坚守阵地，先以牺牲精神捍卫国土。然而，若主将不幸阵亡，即便其他人成功突围，也难免会受到军法上的严惩。
那段时期的情形，另有一则旁证可循：待我随父亲抵达台湾后，他的随从副官王姓先生曾向我提及。他告诉我，在衡阳保卫战激烈至极的最后关头，有军人曾私下提醒他留意军长的手枪，并建议他将子弹取出。他们告诫，若是军长不幸陨命，众人也将同归于尽。
实际上，在第46日，我的父亲失去了实际上的权力。那日，军中有内部人士向日本人举起了白旗。后来有人提及，此举是为了撤离伤员。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在之前的多次战斗中，撤退时并无必要举白旗，既有人选择直接撤退，为何独此一役要打白旗？我的父亲并未下达该命令，很明显，是在关键时刻，军内其他势力将他排挤出去，导致他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
炮弹袭来，方先觉挺立未避。
战后，父亲从不向家人透露战场的点滴，我仅能通过他身边的副官与参谋们的闲谈，间接窥见那些战事的片段。自军统的营救之下重获自由后，父亲重返重庆，受到了英雄般的热烈欢迎。然而，批评的声音亦不绝于耳，指责他向日寇投降。尽管如此，蒋介石表面上对此事并不愿多提，实际上第十军确实有人背叛，然而那并非我父亲所为。因此，迁台之后，尽管蒋介石未曾明言，他却始终在私下里关照我父亲，确保他总能有一份差事可做。
另有关战争的讯息，乃由我的母亲周蕴华所传来。父亲从不与我们这些孩子谈论事情，却会向母亲倾诉。我偶尔能听到他们提及“投降”二字，而母亲总是叹息道：“若非某某人的投降，那某某人的死便让我们陷入了如今的困境。”那时的我尚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如今回想起来，母亲的频繁抱怨，无疑暗示着背后必有他人暗中操纵。
据我所想，蒋介石内心想必也门儿清。曾有人在家中提及，蒋介石曾有一次召见我父，交代完事务后，我父正要出门，蒋介石却将其叫住，询问道：“衡阳投降之事，是否有人暗中策划？”
蒋介石突如其来的发问，令父亲一时陷入了沉默。父亲心知肚明是何人从中作梗，第十军人马寥寥，但他作为统帅，却不能明言是谁。毕竟，不论情形如何，一旦有人叛变，责任终归落在他的肩上，无法将责任转嫁给他人，这样的言语他实在难以启齿。
父亲默然伫立，未曾开言，蒋介石遂心领神会，温和地开口：“既然如此，你便安心离去吧，一切已无大碍。”贵为尊崇的显赫人物，你稍显迟疑，他便心知肚明其中的缘由。随后的1948年，国共两军在山东交战之际，一位师长在战场上被副官搀扶着撤离战场，声称因炮弹爆炸而晕厥。即便如此，蒋介石依旧将该师长处以极刑，指责其临阵脱逃。这位师长正是昔日衡阳守军的一员。
蒋介石对我父亲功绩的认可，源于衡阳保卫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衡阳的坚守，历时47日，有效遏制了日军向西南地区的快速推进。在我看来，衡阳保卫战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其所展现的抵抗精神。第十军凭借有限的兵力，对抗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最终以守军伤亡低于日军伤亡的战绩告终，这是日军未曾遭遇过的顽强抗击。
这场战役的胜负，与我父亲的性格密不可分。他待士兵如亲，使得士兵同心协力，甘愿效命，否则衡阳城恐难以坚守至如此之久。事实上，衡阳地理位置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防御之难，自不待言。父亲曾言，镇守衡阳需三军之众，然而现实之中，我们却仅得一个军，且兵力远未充足。他肩负重任，临危不惧，战前每日亲临阵地进行细致考察，深思熟虑如何巧妙运用地形优势。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考量，孕育出了后世所称的“方先觉壕”——即在火力交叉的两侧，将斜坡切割成整齐的直线，宛如陡峭的悬崖，令敌军无法攀爬，而我方则可从容投掷手榴弹。这一切均源于战场的创新与智慧。
有一段小插曲，发生在衡阳保卫战期间。在双方暂时休战之际，双方军队均有机会重新集结力量。在这段宝贵的宁静时光里，我的父亲带领几位高级将领，一同前往坡地仔细检查防御工事。在彼处不远处，日本人目睹了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这边走来，他们推测其中可能包含指挥官的身影，于是突然发射了一枚炮弹。那炮弹在我父亲身旁不远处落地，砸在地面之上，幸未引爆。一时间，众人皆惊慌失措，纷纷就地卧倒，而我父亲却愣在原地，呆若木鸡。
他为何愣住了？据他的副官后来告知我，恐惧是人的天然本能之一。当时，父亲自认为主将的身份，不料一颗炮弹落下，竟将他吓得不轻，如此胆怯，实在有失主将风范。最终还是这位副官毅然决然地将他强行拖拽至坡下。这无疑凸显了性格的差异。他坚信主将绝不能如此懦弱。幸而炮弹并未爆炸，若然炸裂，衡阳那47天的英勇坚守便不复存在。
沙场经验，拒儿从军
命运难测。在国民党溃败前夕，一位身份成谜的共产党人士曾与我父亲取得联系，力劝他勿再前行。此人在衡阳时期便已与父亲相识。此君学识渊博，乍看之下，俨然一位授业先师。他身着长袍马褂，举止间透露出浓厚的学者气息，曾在军中传授四书五经，众人尊称他为“刘老师”。抗战胜利后，他忽然从众人视野中消失，直至1948年，他又在南京意外现身。父亲视他如久违的老友，这位“刘老师”便向父亲保证，不必担忧，一切皆可放心。父亲则回应，让我仔细思量一番。
终究还是选择了前往台湾。回望往昔，或许是他念及与蒋介石的旧情。然而，若当时留在大陆，即便能挺过“三反”、“五反”的运动，在“文革”的风暴中也难免会被波及。那时的我们，又怎会预料到未来的种种。
冈村宁次
到了台湾，还碰到了冈村宁次。当时蒋介石准备 “ 反攻大陆 ” ，在阳明山训练军官，冈村宁次就在训练班里当教官，大家喊他 “ 白教官 ” 。冈村宁次也知道我父亲很会打仗，有一次他还来跟我父亲谈，说你们衡阳一战打得很厉害，那个战术能不能透露一下 —— 因为很少人跟日军作战能这么顽强的。
父亲曾言，昔日他在衡阳之地，曾遭遇过耳膜受损之苦，听力因此受到影响，故而难以详述。冈村宁次遂至蒋介石面前，抱怨道：欲向方先生请教战术事宜，却遭其婉拒。蒋介石闻言，只是微微一笑，并未作答。
实则告知他亦无妨，毕竟战术皆有其用，而衡阳的战法早已时过境迁。时至今日，我们所面对的并非昔日的手榴弹，而是导弹。然而，无论战争的形态如何演变，始终是人的意志在主导，人的精神在支撑。如今，我们缅怀衡阳保卫战，正是为了铭记那份抗战精神，绝不能让它随时光流逝而消失。
然而，尽管父亲一生都在沙场上征战，他却并不偏爱战争，甚至对子女投身军旅一事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踏入台湾大学的学习殿堂，我在大一那年初尝人生百味，对于读书的真正意义尚感迷茫。恰逢空军征兵，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彼时，台大共有三位学子一同通过了空军选拔。学校为此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直到此时，我才向家人透露了这个决定。父亲目光锐利，似乎即将爆发出愤怒，对我训斥道：“台大这样的名校，多少人梦寐以求却难以进入，你却考上了，竟还想参军入伍，难道你要成为飞行员吗！”他手中握着木棍，似乎随时准备挥舞向我。昔日，台湾的家具设计简约，多以竹材为原料。我立于一张竹制桌旁，父亲挥棒击落，我迅速跃起，幸免于难，但桌腿却承受不住力道，弯曲变形。
所以他是真打。这位素来不舍得惩罚士兵的人，竟在儿子立志从军之际，毅然决然地对他动起了手。
他心想，军旅生涯似乎并无多少乐趣可言，在战场上拼杀，仿佛只是徒劳无功，终其一生，不过是在台湾这弹丸之地度过余生，过得颇为窝囊。当我如愿以偿地考入台大之际，报名人数高达一万两千余名，我名列前八百名。此成就对我而言，宛如中了状元，父亲在与人用餐时也自豪地宣称，他的儿子已进入台大法学院，这无疑是一份极大的荣耀。因此，当我被征召入伍时，他坚决无法接受。他恨战争，非军人。
有传言称，我父亲晚年出家为僧，这纯属无稽之谈，根本不存在此事。当年，父亲在台湾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作为长子，我在葬礼上手持他的遗照。父亲留给我们的，除了不朽的英名，别无他物。
2011年8月，我重返中国大陆，于衡阳邂逅了杨咏平先生。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均为1931年之产物。杨咏平先生乃1946年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之子。当年，杨晓麓议长率团赴南京请愿，力主将衡阳命名为“抗战纪念城”。国民政府对此提议予以批准，蒋介石亦亲笔题写了“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名。在回忆往昔的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竟然曾是黄茶岭华城小学的同窗。我向杨咏平先生提及我们的父辈，提及我们两位的父亲在当时的衡阳均享有盛名。有人戏言，方先觉与杨晓麓两位先生若将衡阳城出售，定能得价不菲。杨咏平先生不禁笑了，他言道：“方先觉将军曾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因此，我父杨晓麓先生坚持要让衡阳人民铭记这段历史，让方将军与衡阳城一同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