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民将军，智勇双全，军政才干兼备，早年投身陕北红军，参与创立陕北苏区。他曾担任新四军团参谋长、团政委、旅政委，积极投身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在华东野战军中，他历任纵队政委、军政委，率领部队参与苏中、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了宝贵的力量。他锐意进取，擅长开拓创新，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副政委、政委，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委，海军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为保卫祖国安全和推动人民海军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陕北苏区那段错误的“肃反”运动中，他曾被拘押，面临生死考验，险些丧命。然而，他面对死亡和困难从不畏惧，始终秉持大局观念，擅长团结同志，从不计个人得失。成钧中将与他携手共事十余载，对他尊敬有加，亲切地称他为“老夫子”。

百折不挠，陕北苏区孤转

1910年9月，赵启民在陕西省蓝田县西乡申家坡村降生。得益于父辈的辛勤耕耘，家庭虽略有盈余，然而政治地位却相对低微，常遭受他人欺凌。因此，他自幼便怀揣着成为一名“打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士的梦想，热衷于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立志要成就一番伟业。然而，正值军阀混战的年代，他求学、当学徒，尝试了多种途径，却屡遭阻碍。最终，他萌生了从军的念头，这一决定从此彻底改写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在1927年的五月至六月，赵启民正式踏入陕军第十七路军第3师教导队的行列，成为一名接受军事训练的学兵。当时，该师的师长甄寿珊对中共组织在师内的存在予以默许。除了常规的军事操练，学兵们还深入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以及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课程。经过两个多月的系统政治训练，赵启民逐渐洞悉了人之所以相互压迫的根源，那就是社会制度的弊端。这一认识促使他的英雄主义升华为了革命英雄主义，激发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向往。他积极参与各类宣传活动，呼吁民众觉醒，投身革命事业。到了1928年1月，赵启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自1927年8月起，中国共产党毅然启动武装斗争，以反抗国民党残酷的镇压，持续推进革命事业。当时，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兵运，积极在国民党军队中动员和控制部分武装力量，策划并发动起义。1928年4月，赵启民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令，随第3师教导团部分官兵一同发动了麟游起义。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起义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起义军很快被地方民团击溃。尽管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赵启民并未因革命英雄主义的执着精神而退缩。他以编余军官的身份，独自前往陕西人民自卫团训练班开展兵运工作；待机成功获取部分枪支后，于1929年秋季返回家乡，投身农民运动。在此期间，赵启民得到了宝贵的实践锻炼，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均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于1930年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启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毅然决然地独自前往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开展党的工作。他在骑兵团团部担任文书一职，同时秘密肩负起掩护、通讯以及分发宣传资料的重任。凭借职务的便利，赵启民成功办理了大量西安城防司令部的通行证，极大地便利了党组织的工作。1932年8月，赵启民已晋升为排长，他随连队内的中共支部发起了起义。然而，由于事起突然，准备不充分，起义再次以失败告终。赵启民并未因此气馁，他怀揣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数名志同道合者一同前往渭北，加入了泾阳游击队。

随着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对军事指挥官的判断力和全局视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泾阳游击队与红26军成功会师之后，队长苗家祥却拒绝随红26军转战外线，擅自带领游击队脱离。与此同时，赵启民加入了红26军，并担任了随营学校的排长一职。他对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表现出了英勇无畏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多次获得了上级的认可与嘉奖。在这一阶段，红26军成功消灭了多股反动民团，初步构建起了以照金和南梁为核心的陕甘苏区。

然而，由于领导层的方针失误，红26军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挫败，赵启民再度面临严峻考验。1933年5月，面对陕西国民党军四个团以及六个县民团的联合进攻，红26军的主要领导人杜衡采取了退却策略，决定向南撤退至渭南和华县地区。红26军南下后，由于人地生疏，逐渐陷入了困境。5月下旬，在蓝田，红26军突遭国民党军的袭击，部队被冲散。此时，赵启民凭借其丰富的斗争经验，积极寻求当地党组织的帮助，多次营救被俘人员、收容散兵游勇，协助他们重返陕甘苏区。然而，当他本人试图返回苏区时，却遭遇了重重困难。他曾先后被西安宪警和警备第3团捕获，多次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直至1934年12月，历经一年的艰险，赵启民才终于重返红26军。

“我们可是无人不知的老三团第一连。”1935年6月，在攻克靖边县城的激战中，赵启民于高耸的城墙上被中弹的战士撞倒，重重地摔落至城下，腰部受伤，陷入昏迷。苏醒后，赵启民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在连长英勇牺牲之际，依然坚持指挥，率领全连士气高昂，直捣国民党县政府。赵启民的腰部伤痛伴随他战斗、工作多年。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他得以抽身前往大医院进行检查，结果令人震惊：他的脊椎骨一节被压扁，身高比常人矮了一截。医生们连连惊叹：“如此重伤还能骑马征战，稍有闪失，人命堪忧！真乃奇迹，命大福大！”

“我们这些历经战火洗礼的人，还会惧怕死亡吗？”“我从死人堆中挣扎求生，曾是法场上的陪绑者，侥幸逃过一劫，还有什么可怕的呢？”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长征至陕北，迅速纠正了错误肃反，赵启民等被错误逮捕的同志得以重获自由。他对党中央充满感激，并全心全意地信仰和敬爱。此后，赵启民陆续担任陕北省军事部科长、延长县军事部部长、宜延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独立第2团团长等职务，致力于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磨练了独立作战的能力。

智勇华中，荡寇斗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拉开序幕。次年2月，赵启民圆满完成抗大第三期的学业，随即受命远赴河南确山县的竹沟镇，就任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的参谋长，正式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

第八团源自鄂豫边区桐柏山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在第四支队中，其装备最为简陋，基础也相对薄弱。这支逾千人的队伍，身着破旧的衣衫，携带各式步枪、长矛与大刀。战士们对抗日战局的认识也较为模糊。加之华中地区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均较为强盛。面对如此严峻而重大的挑战，第八团肩负着在敌后战场开辟新局面的重任。

三月，第八团伴随第四支队东征，深入敌后。赵启民协助团领导指挥部队，首先在皖中桐城、庐江一带对土匪、汉奸进行打击，并伏击日军汽车队；至九月，他再度率部孤军深入皖东，对日军展开攻势。十月，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进攻，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命令其部队向皖东推进，意图将第八团驱逐出该地区。于是，新四军与日伪军、顽军之间的三角斗争在皖东拉开帷幕，为赵启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1939年春节之际，一千余名日军兵分两路，对第8团位于肥东县梁园及方老人洼的驻地进行进攻。天刚蒙蒙亮，日军五六百人悄无声息地偷袭了方老人洼。当时，赵启民率领的第1、2、3营正驻守于此。接到警报后，赵启民果断决策，迅速勘察地形、制定战术、部署作战任务，一连串动作流畅自然。战斗一触即发，他首先命令第3营利用地形优势进行阻击；在成功击退日军多次进攻之后，迅速调整战局，让第1营接替第3营的位置进行休整。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拉锯战，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攻势逐渐消退。在此关键时刻，团长周骏鸣率领警卫营及时增援。赵启民趁胜追击，指挥第2、3营从两侧展开包围追击，再创日军一部。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150余人，而第8团仅伤亡30余人。新四军在皖东的威名因此而大振，极大地提振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为了促进皖东地区的繁荣发展，中央政府责令新四军加强武装力量，并积极向东部和北部地区拓展。7月1日，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石，新组建了第五支队，下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团，赵启民担任参谋长一职。第五支队成立以来，奋勇挺进至津浦铁路以东，与第四支队并肩作战，共同在津浦路两侧开辟皖东根据地。10月，应第十团团长成钧的请求，新四军决定由赵启民兼任该团政治委员。赵启民与成钧曾是抗大校友，两人志趣相投，自此开启了他们长期而紧密的合作关系。

赵启民任新四军第5支队参谋长。

赵启民抵达第10团后，首要举措便是壮大队伍规模。盱眙、嘉山地区活跃着众多抗日游击队。他果断施行了一系列大胆而高效的策略，成功吸纳了这些队伍。他将第10团的5个连队拆分，与游击队混合编组，形成了10个新的连队。此举不仅促进了队伍的发展，也加强了团队的稳固，让游击队员得以融入第10团，接受正规化的军事与政治训练，从而有效整合了抗日力量。短短三个月内，第10团的人数便从不足500人激增至1500余人。

国民党当局对于新四军迅猛的发展势头深感忧虑，由此引发的摩擦愈发剧烈。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韩德勤部趁着第5支队前往路西支援第4支队之机，纠合了万余人，分三路向第5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的半塔集地区发动了攻击，并在当天中午完成了对半塔集的合围。在如此紧急的情势之下，中原局及江北指挥部紧急发出指示：“必须动员并组织一切可用力量，坚决守卫半塔，以待路西主力部队回师东进，合力消灭韩德勤部顽固势力。”

22日晚，赵启民毅然决然地闯入被重兵围困的半塔集，向守军传达上级的命令，并亲自指挥战斗。他沉着冷静，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投入战斗，竭尽全力节省弹药，誓死捍卫阵地，静候援军到来。白日里，特等射手精准射击，将敢于窥探的敌军一一击倒，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夜间，战斗小组如同幽灵般潜入敌军营地，让敌军不得安宁。赵启民还组织人员向敌军喊话：“我们是抗日的新四军！”“兄弟们，放下武器，将子弹留给我们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吧！”在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的双重压力下，敌军士气日渐低落。经过近一周的激战，韩顽在半塔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而新四军的援军也陆续抵达。29日，新四军发动全线反攻，一举击溃敌军。陈毅对此次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半塔保卫战为固守待援的典范，在华中地区，先有半塔，后有郭村，半塔之战奠定了黄桥之战的基础。中原局指出，保卫半塔集，对于建立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是一场关键性的战斗。

“在这大灾之年，唯有在民主政权的庇护下，方能确保人人不至饿殍。”

在山子头战役结束之际，第5旅的旅长成钧（居于右侧）、政治委员赵启民（位于中央）以及津浦路东军分区的副司令员罗占云（位于左侧）共同合影留念。

1944年11月19日，赵启民与成钧共同指挥第5旅在占鸡岗之战中，一举全歼了桂顽蒙培琼部下辖的4个营。陈毅将军赞许道：“这是我军战史上首次一次性歼灭敌方4个营。”战后，一个现象引起了赵启民的深思。一支连队在执行阻击任务时表现卓越，然而缴获颇少，连长因此心怀不满；而另一支连队在实施迂回战术后，战果颇丰，一次聚餐便几乎耗尽了一年的军需伙食费。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若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部队未来的作战。恰在此时，第2师政委谭震林提出，占鸡岗的胜利标志着部队正从游击战阶段迈向大兵团作战阶段。赵启民顿感豁然开朗。他随即组织全旅展开深入讨论，使全体官兵深刻理解大兵团作战的特点，并树立全局观念。第5旅的口号也随之从“谁抓获俘虏最多谁光荣”转变为“谁承担的任务最艰巨谁最光荣”。这一重大转变，不仅为第5旅承担更艰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开启了锻造部队特色的新篇章。

敢拼华东战场，连续激战

一是“传家宝”——坚定的全局观念；二是“衡量部队作战能力的标尺”——坚韧的战斗精神。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爆发，第5旅迅速适应了大规模运动战的要求，接连承担了既艰苦又鲜为人知的阻援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独特的经验和力量。

自1945年9月至1947年2月，赵启民领导下的第5旅在华中与山东地区频繁奔波于战场，历经津浦路（徐济段）战役、苏中战役、涟水保卫战、宿北战役、鲁南战役以及莱芜战役等一系列激战，有效加速了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溃败。第5旅亦陆续与各路部队整合，壮大为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成钧担任司令员一职，而赵启民则担任政治委员。进入3月，国民党军对陕北及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针对性的重点进攻，赵启民等人率领第7纵队毅然展开了一场与敌军正面交锋的大规模战役。

赵启民对歼灭战中的攻守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强调：“攻与守构成了歼灭战的两大关键层面，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他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敌强我弱的劣势条件下，往往通过从敌人的大部署中分割出一部分，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歼。他进一步指出：“要想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就必须解决好阻援问题，没有坚强的阻援力量，歼灭战便无从谈起。”通常情况下，进攻作战的正面较小，主动性较强，兵力也占优势；而阻击战则相反，防御正面宽广，兵力相对较少，不仅处于被动地位，还需服从进攻作战的需要。因此，执行打援任务的部队面临的困难远大于进攻部队，没有强大的战斗力，是无法承担起这一重任的。此外，虽然战争消耗巨大，但解放军的枪炮、弹药、装备乃至人员补给，主要还是依靠战场上的缴获。与进攻战不同，阻击战消耗大，缴获少，难以获得及时的充足补充。在这样的背景下，赵启民率领第7纵队在一连串重大战役中，连续执行阻援作战任务，他们从不抱怨困难，也不提条件，出色地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规模日益扩大的阻援任务，为众多著名战役的胜利贡献了宝贵的力量。

“为何整编第74师左右翼的友军相距五六公里，却有三日之久未能有效增援？”

在徐东执行阻击任务的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位于左一）、政治委员赵启民（位于右一）以及部队的师级以上干部共同合影留念。

七月，全国解放战争迈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期。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的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赵启民与成钧带领第7纵队融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投身于南（麻）林（朐）战役、胶东阻击战、胶河战役等一系列战斗，成功挫败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猛烈攻势。1948年9月，第7纵队作为重要的阻援力量，参与了济南战役，其攻坚和阻援的实战经验日益丰富。随着战略决战的拉开序幕，解放军发起了空前的、大规模的歼灭战。此时，赵启民和成钧率领的第7纵队，已成为华东野战军领导层手中的一张王牌。

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拉开序幕，首要任务是围剿国民党刘峙集团右翼的黄百韬兵团。8日，赵启民、成钧率领第7纵队率先开战，成功攻占万年闸。紧接着，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贾汪、台儿庄指挥部队起义，随后撤离万年闸。山东兵团的第7、10、13纵队趁起义部队留下的空隙，迅猛南下，至11日，已成功将黄百韬兵团通往徐州的退路彻底切断。黄百韬兵团被困于碾庄圩地区。赵启民、成钧随即指挥第7纵队，在徐州国民党军东援必经的大许家至单集一线布防，占据阵地，严阵以待，为执行围歼任务的部队赢得了宝贵时间。宋时轮曾形象地比喻，要想彻底消灭黄百韬兵团，必须双管齐下，一拳打向碾庄圩地区，另一拳则挥向徐东地区，而打击援军的关键一拳，关乎整个战局。

12日，徐州国民党军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四个军和五个师，气势磅礴地开赴碾庄圩进行支援。一时间，飞机轰鸣，坦克和炮火齐发，炮弹如同暴雨般倾泻至我阻援部队的阵地。然而，第7纵队的战士们早已习惯了战场的硝烟，他们巧妙地运用交通壕，布下严密的火力网，坚持正面顽强抵抗，同时积极在侧翼发起攻击，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猛烈攻势。直至22日，邱、李兵团连续猛攻11天，伤亡人数超过万人，损失坦克和战车34辆，消耗炮弹超过12万发，但前进的里程却不足20公里，眼睁睁地看着黄百韬兵团被围困并最终被歼灭。

在徐东阻击战取得胜利之后，按照中原野战军的需求，第七纵队与特种纵队的炮兵部队部分力量，被调配至中原野战军麾下，共同参与对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进行围歼的战斗。12月6日，总攻战役拉开帷幕。赵启民、成钧率领第七纵队迅速向黄维兵团核心阵地南侧的大王庄、小王庄及尖谷堆一带推进。至13日晚，第七纵队成功攻克大王庄；翌日，尖谷堆亦告攻占，黄维兵团的核心阵地由此暴露无遗。15日，解放军成功摧毁了黄维兵团的指挥中心。至此，黄维兵团的十万余众悉数被歼，黄维本人亦被生俘。紧接着，杜聿明集团亦被彻底击溃。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宣告圆满结束，蒋介石在华东和中原战场的精锐力量损失殆尽。

二月，华东野战军正式更名为第三野战军，第7纵队亦随之更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赵启民同志被任命为第34军政治委员，从而告别了他与该部队共同走过的11载岁月。

肩负重任，创立海军，保卫国防。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正式诞生。同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启民担任华东军区海军的副政委。面对这一崭新军种的创建，赵启民确立了一个明确方针：在初创时期，首要任务是做好人的工作。对于原陆军人员，他亲自与单位领导进行深入交流，组织专项教育活动，强调官兵们应摒弃临时观念，安心投身海军事业；而对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他则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熟悉人民军队，并给予他们政治上的信任，鼓励他们大胆加入党组织和共青团，同时在生活待遇上给予特别的关照。在人的工作得到妥善处理后，华东军区海军的建设迅速步入正轨，为初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赵启民（左五）与卢仁灿、方强、袁也烈、罗舜初、段德彰、肖劲光、雷永通、王宏坤、顿星云、周希汉、张汉丞、张学思等海军初创时期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合影。

1953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启民为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南海是我国十分重要的海域，战略地位、经济价值都特别高，却被南越西贡政权、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觊觎。反观中南军区海军，装备严重落后。赵启民到任时，能执行简单任务的只有5艘炮艇、9艘登陆艇，总吨位还不到1000吨。

“如今，你们南海有了自己的旗舰。”此后，该舰更名为“南宁”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南军区海军的主力舰艇。

赵启民（位于左三位置）与方正平（位于左一位置）共同审视着我们海空雄鹰团所击落的敌方战机残骸。

1955年9月，赵启民荣获中将军衔，荣膺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及一级解放勋章。同年10月，中南军区海军正式更名为海军南海舰队。尽管南海舰队已组建了扫雷舰大队、猎潜艇大队、护卫舰大队和鱼雷快艇大队，但南海的局势却日益紧张。南越不断侵扰我国南沙和西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国民党特务亦频繁登陆进行袭扰。赵启民深觉，此时提高部队训练水平乃当务之急。于是，他精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编队远航训练。1957年8月12日，赵启民率领由20余艘舰艇组成的编队，从黄埔港起航，历经26天的航行和实弹射击训练，航程达883海里，抵达湛江港。此次训练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难度极高，为南海舰队成立以来之首次。在组织指挥、兵种协同、战术训练、技术检测等方面，舰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成功摘掉了“旱鸭子”“干海军”的标签，并为未来的建设与训练指明了方向。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南越政府便派兵侵占了我国西沙群岛的甘泉岛、琛航岛等岛屿。至1959年，其侵略行为愈发猖獗，不仅蛮横地撕毁岛上的我国国旗，还武力劫持我国渔民及渔船。为捍卫领土主权，保障群众利益，中央军委下令南海舰队组织西沙群岛的巡逻任务。赵启民接到命令后，即刻赶赴榆林，亲自坐镇指挥部署巡逻事宜。3月17日、25日以及4月3日，南海舰队依次组织了三次巡逻。赵启民决定亲自率舰艇编队执行第四次巡逻任务。有人劝他不必冒险，司令员出海若遇意外，责任难以交代。然而，赵启民心意已决，他必须亲自实地考察，进一步熟悉西沙海区。4月9日，赵启民登上“南宁”号，率领编队起航西沙。次日，他带领队伍登上永兴岛，详细勘察了全岛的地质和水文状况，并研究讨论了进驻部队和建设码头的可行性。11日，他率队靠近侦察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甘泉岛。岛上30余名南越士兵和美国人员大惊失色，面对我国海军的威慑，他们未敢轻举妄动。12日凌晨2时，赵启民率队返回榆林港，圆满完成了巡逻任务。自此，南海舰队的巡逻行动成为常态，为保卫和建设西沙群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赵启民夫妇。

12月，赵启民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负责海军装备事务。彼时，海军已基本完成苏联提供的舰艇转让制造、半成品装配及部分仿制工作，迫切需要转向自主设计制造。恰逢苏联违约，海军在技术和财力上陷入困境，装备建设面临巨大挑战。赵启民遵循军委“以潜艇、快艇为重心”的指导方针，坚持自力更生，突出重点，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统筹协调方面，他积极请示抽调海军干部，充实科研部门和军工企业，强化三方协作。在保障供应方面，他亲自领导了海军关键设备专用工厂的建立，并协调地方14家机械设备厂，为海军生产配套船舶设备；在他的提议下，海军党委拨出9000万元支持船舶工业，6000万元支持兵器工业，为装备研制和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装备规划上，赵启民着重推进高速护卫艇、千吨级护卫舰、猎潜舰以及海防导弹定型、核潜艇工程等项目的研发，既满足了海防的紧迫需求，又兼顾了海军的长期发展。至1966年，我国成功仿制并部分改进了中型鱼雷潜艇、小型导弹快艇、大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大型导弹快艇，同时自主设计制造了巡逻艇、高速护卫艇、反潜护卫艇、导弹快艇、港湾扫雷艇、小型登陆艇、火炮护卫舰。海军武器装备在品种配套、技术性能、人才建设等方面实现了显著进步，人民海军成为捍卫祖国海洋的坚强防线。1968年9月29日，赵启民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地下核试验、空投核试验等尖端科研领导工作中。

1969年，赵启民受命彻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第221工厂所发生的电缆爆炸、炸药爆炸及“窃密”等重大事件。然而，由于处理方式不当，事态引发了严重的后果，赵启民因此受到了批评与审查。1983年8月，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的安排正式退休。1988年7月，赵启民荣膺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倾注心血于军史研究与回忆录的撰写。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他创作了一首短诗，诗云：“党龄六十一载，贡献微薄；历经风雨志未移，八十之年身体强健；两鬓斑白仍忆往昔，奋发向前，争当骏马。”1997年2月7日，赵启民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