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北京城被一夜大雪染成银白，气温跌到零下十三度。清晨六点，住在首都东城区一间普通平房里的王树声推开院门，寒气扑面而来。积雪踩上去嘎吱直响，他却显得颇为轻快——今天，他要去探望驻京某通信团服役的小女儿王四毛。

院子里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警卫，只有两盆枯枝横在墙角。将军的生活，看上去和平常干部无异。他把昨晚亲手做的腊肉香肠装进竹篮，又塞进几包热乎乎的驴打滚，用旧棉被缠了两圈，确认食物能扛得住寒风才出门。出门前，他特意脱下制式军服，换上一件深灰呢子大衣，戴了顶旧棉帽，整个人融进漫天雪色，谁也看不出他是开国大将。

那年，王树声六十六岁，离参加革命已经整整四十五个年头。回忆起少年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长征，他觉得身子里的那点子硬骨头还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原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可丝毫没改掉战时节俭的习惯。部队里流传一句打趣的话：“王副部长的家，比某些营部还寒碜。”话虽夸张，却点透了他的行事风格——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钱。

有意思的是，家乡老表得知他“当了大官”，陆续写信或登门，希望替子女安排“铁饭碗”。每回听到这类请求，他都直截了当：“娃要吃饭，靠双手；想进部队，凭本事。”说罢递上一张入伍招考简章，别无其他。有人心里不服，他也不再多言。王树声笃信一个理：权力是组织给的，只能用来打仗、练兵、守纪律。

王四毛是小女儿，进军队前谁也没告诉同事自己“来头不小”。她在通信连当报务员，耳机一戴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练得一手过硬电码水平。春节将至，团里突然接到紧急加密通信保障任务，所有报务员取消休假。王树声打电话过去，只问一句：“能回来不？”女儿声音里带着歉意又带着坚定：“任务在身，回不去。”短短几个字，让电话那头的老人笑出了声。“干好你的活。”他说完挂断。

雪花越下越大，长安街上车辆稀少。王树声没坐公车，拦了一辆公共汽车，车费一角。车厢里寒风乱钻，乘务员瞄到他手里竹篮，好奇多看两眼，他回以微笑。换乘后又步行一段，九点不到便到了营门口。营门前立着“探亲登记处”木牌，临时搭的彩条布棚子里摆了张旧桌，两名哨兵冻得鼻尖通红。见老人上前，哨兵敬礼：“同志，请填表排队。”一句简单的提示，没有一丝因为对方年纪或气质而降低要求。

队伍足有三十多人，家属们提着鸡鸭、棉衣、花生糖，脚下踏出一排排脚印。王树声把竹篮搁在脚边，顺势排到最后。风刮得他耳朵生疼，他索性拉低帽檐，双手插在袖口取暖。有人聊天打发时间，他只是偶尔点头。排了四十来分钟，表格才递到他手里：姓名、与官兵关系、入营时间、离营时间，一项不漏。他拿铅笔认真写下“王树声——父亲”，字迹刚劲如旧。

雪势稍小的时候，排头的家属陆续被带进会客室。王树声站到前十位时，营房里传来电话铃声，哨兵接起，随即转身喊：“报务员王四毛，亲属来了！”电话那头的王四毛一愣：“我哪有亲属在北京？”可流程走到这一步，还是拔脚往外跑。

十分钟后，她在会客室门口看到一个裹着雪的大衣背影。那背影缓缓转过身，露出被风吹得通红的脸。父亲笑得像个淘气的孩子：“小四，新年好。”女儿眨了几下眼，鼻尖一酸，差点脱口而出“您怎么不打招呼就来”。然而话没说出口，她先跨前一步，把父亲肩上的雪抖掉，语气像责备又像撒娇：“外边冷成这样，您可真舍得走这么远！”王树声摆摆手：“排队呗，不冷。”

旁边好几位战士看得目瞪口呆。谁能想到，刚才在雪地里站着的老人，是打过四次反“围剿”、参加过中原突围、在国庆阅兵上领过军旗的大将？王树声没出声解释，他提起竹篮，对女儿说：“给你带了家乡味。”女儿眼圈一红，赶忙接过。

探亲室没有特别准备茶水，只有搪瓷缸里泡的枸杞红糖水，父女坐下来便聊。王树声关心的全是训练、学习、班里有没有伤风感冒；女儿抓着机会把工作中的电报疑难请教老报务兵出身的父亲，父亲拿铅笔在纸上一串串敲点画圈，俨然课堂。

午饭铃打响，探亲时间到了。王树声起身要走，哨兵提议开小灶给老将军加餐，被他婉拒：“伙食按规定，我是来当家属，不是来视察。”他把剩下的热水一饮而尽，提篮子空了半截。临别前，他拍拍女儿肩膀：“干好你的活，别惦记家。”王四毛郑重点头。

下午两点，雪停了，阳光把地面照得亮闪闪。王树声走出营门，脚印很快被蒸汽抹平。哨兵望着他背影，小声嘀咕：“刚才那老大爷，真不简单。”另一名哨兵答：“不简单的人，也照章办事，这才是军队。”

一九七一年春节的这一幕很快随雪痕消散，不过在那座营房里，“填表排队的大将”成了后来新兵入伍时的口耳相传。军营纪律的味道，正是从这些细节里慢慢渗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