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点名农民当副总理，周总理一看名单：就他了？
1974年的春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头，空气里都透着一股子紧张和期待。四届人大的盘子眼看就要端上桌，一份副总理的预备名单，递到了毛主席跟前。主席戴着老花镜，手指头在纸上慢慢地划拉，嘴里没出声，眉头却拧了起来。
他把名单轻轻推到周总理那边，侧过身子，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了地上：“总理，你看，这名单里工人有代表，解放军也有，怎么就偏偏没见着咱农民兄弟的影子？”
这话一出，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心跳。是啊，这个国家，说到底不就是从泥腿子手里建立起来的？最高层的班子里，要是缺了那个刨了一辈子土地的群体，那算怎么回事？周总理心里咯噔一下，立马明白了主席的意思。
那天晚上，总理带回去的，不是那份长长的名单，而是一张小纸条。上头就三个字，龙飞凤舞的——陈永贵。主席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这个位子，得给农民留一个，而且，就得是陈永贵。
这陈永贵是何方神圣？要把这事儿掰扯清楚，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个大半个世纪。
1914年前后，山西昔阳县一个叫侯堡村的穷山沟里，一个娃儿哇哇落地。家里穷得连块像样的裹布都找不出来，更别提记什么生辰八字了。后来这娃儿长大了，要填档案，他娘也说不清楚具体哪天，他自个儿大笔一挥，就写了“1915年正月初一”。图个吉利，也算给自己安了个根。
他爹走得早，一根麻绳了断了自己，也把这个家彻底推到了悬崖边上。六岁起，陈永贵就成了没脚的鸟，跟着寡母到处讨生活，给地主家放牛，捡土豆，啥苦活都干。书本上的字，他认不全，可地里的学问，什么土壤、节气、墒情，他比谁都门儿清。
二十来岁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山沟。陈永贵觉得，这辈子第一次瞧见了光。他二话不说，领头搞起了互助组，把锄头抡得呼呼作响。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帮穷人翻身的。
1948年，他站在村口的土坡上，郑重地递上了入党申请书。他说得实在：“跟着党走，咱农民才有奔头。”1952年，他成了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候的大寨，那叫一个穷，石头缝里抠粮食，人均口粮一年下来还不到两百斤。当地人自嘲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全是没法种庄稼的烂地。
陈永贵不信这个邪。他瞪着那光秃秃的虎头山，跟社员们说：“咱没好地，咱就自个儿造！修梯田！”大伙儿起初都犯嘀咕，这得累死多少人？陈永贵把旱烟袋往腰上一别，眼一瞪：“不修，往后咱娃儿吃啥？吃石头疙瘩？”
好家伙，这一干就是十几年。硬是把那穷山恶水，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保水保肥田。
真正的考验，在1963年。一场特大洪水，老天爷像是要把一年的雨水，一个礼拜全给倒下来。上百条石坝被冲得稀里哗啦，刚修好的梯田全成了乱石滩。省里头听说了，赶紧批了救济粮、救济款。
可陈永贵呢？他硬是把东西给退了回去。提出了个“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保证卖给国家的商品粮不少，社员口粮标准不少，集体公积金不少。外人听了都觉得这人疯了，可他带着大寨的男女老少，包括那支名震全国的“铁姑娘队”，扛着锄头就上了山。
黑天白夜地干，硬是靠着一双手，把冲毁的家园又给重新建了起来。到了年底一算账，粮食亩产不降反升，还给国家上缴了十几万斤的余粮。这一下，“大寨”两个字，就像长了翅膀，飞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第二年，毛主席南下视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就把大寨这事儿，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主席听完，很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个‘贵’？”当得知是“永远宝贵”的“贵”时，主席笑了：“这个名字好嘛！”他随即吩咐身边人，把陈永贵的材料找来看看。
没过多久，陈永贵就被请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给全国的干部作报告。他没啥文化，更别提准备讲稿了。就穿着一身黑布对襟褂子，头上裹着条白毛巾，腰里别着他的宝贝旱烟袋，往台上一站，张口就来。说的全是种地的嗑，什么地势、墒情、水土保持，话糙理不糙，还夹着几句土得掉渣的俚语，可台下那些老干部们听得是连连点头。
同年12月26号，是主席71岁的生日。主席特意办了个小范围的家宴，周总理亲自把陈永贵请到了主桌。主席操着一口湖南腔，热情地招呼：“永贵同志，坐我这边来。”说完还怕他听不懂，又让总理帮忙翻译。饭桌上，主席感慨地说：“懂土地，就是农业专家。比那些把书读死、读傻了的强多了。”
陈永贵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憋了半天，就回了一句：“主席，我……我就会耍个锄头。”
从那以后，大寨成了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陈永贵也成了个大忙人，可他还是那副老农的打扮，蹲在田埂上，边抽旱烟边跟人聊庄稼。他总说：“庄稼长得好不好，用脚一踩，土里头就有数。”
时间一晃到了1974年。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当陈永贵的名字被确定为副总理人选时，这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昔阳那个小县城传开了。一个在虎头山上刨食的庄稼汉，居然要进中南海，去管全国的农业大事了。
1975年1月，四届人大正式召开。陈永贵的名字，和朱德、邓小平等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他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头，脚底板直发痒，总觉得还是踩在自家的泥土地里踏实。
当了副总理，规矩自然多了。出门要配警卫，身边总跟着秘书。他一百个不乐意，有次急了，冲着警卫员喊：“我下地锄草，你们跟在后头，是帮我抓虫还是咋地？”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给了他个特权：回大寨劳动，可以不带警卫；一年里，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时间下乡调研，剩下三分之一，必须回大寨当他的农民。
1976年9月9号，那个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消息传来。陈永贵当时正在山东农村考察，听到广播，腿一软就瘫坐在了田埂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整整三天，他水米未进，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主席没了，往后还有谁，能把咱农民当回事儿，往前头推？”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时代的大潮说转向就转向，不带一点含糊。大寨模式不再被提起，陈永贵的处境也变得有些尴尬。1980年，他主动申请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
组织上要给他保留待遇，配专车，住高干病房，他全给拒了。他选择到北京东郊的一个农场当顾问，每个月领150块钱的工资。有人替他抱不平，说堂堂副总理，怎么能过得这么清贫。他却乐呵呵地说：“够买菜籽就行了。”
晚年的他，就像个普通的北京老头。每天提个竹篮子去菜市场，跟小贩们为了一毛两毛钱讨价还价。摊主们都认识他，爱跟他开玩笑：“老陈，又来抠门啦！”他也跟着嘿嘿地笑。
1986年3月，这位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副总理，因肺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遗言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把我的骨灰，送回大寨，埋在虎头山上。我要看着大寨的梯田。”
陈永贵这个人，你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定义他。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都带着泥土的芬芳；他又确实站在过这个国家权力的顶峰，影响过亿万人的饭碗。他的故事，就像一个时代的缩影，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当他把土地和人民真正放在心上时，是能够迸发出何等惊人的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