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作家)
01
不差钱的“富二代”
据媒体报道,目前我国拥有超过2亿资产的高净值人士已达到一万余位,而在南方民间,人们通常将这些富豪的子女称为“二世祖”。
他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不少报刊也热衷于炒作他们的各种传闻,以他们因财富而显得“潇洒”的形象为核心,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满的羡慕之情。
在我看来,与十四亿总人口相较,一万多人实属寥寥,与四亿多中国当代青年相比,更是微不足道,并不足以因其出身于某些家族的财富背景而被视为“二世祖”,从而必定具备媒体特别关注的特殊价值。
因此,我们应遵循以下报道准则:若其行为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则予以谴责与批判;若其行为对社会带来正面影响,则给予表扬与支持。若其行为对社会无甚影响,则可视同其不存在。
我国众多群体值得关注,非因不报道某些“二世祖”驾驶豪车、饲养名宠,或是每次恋爱便无所事事。
传媒犹如社会的“复眼”,过度追逐明星本已令人反感,若再频繁无端地聚焦于“二世祖”群体,那这“复眼”的缺陷便愈发明显。
鉴于“二世祖”这类人群的存在,对于“富二代”的界定自然显得较为模糊。若将“二世祖”排除在外,“所谓的‘富二代’,通常指的是那些家境优渥的年轻人——他们实现梦想的途径似乎唾手可得,无论是出国深造,抑或是购置豪车豪宅,亦或是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消费行为往往倾向于高端甚至奢华。与所谓的“二世祖”们相仿,他们亦常常拥有名贵豪车。有形资产已颇为丰厚,而无形资产的规模究竟几何,他们自己或许浑然不觉,甚至他们的父母亦鲜有明确认知。
我研究生曾对我说:
“老师,常言道,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往往令人感慨万千。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而言,即便毕业后返回省城寻求发展,高昂的房价依旧让人望而却步,心生无奈。”
然而,我所熟知的一类大学生,一旦坠入爱河,双方的家长便慷慨解囊,在北京为他们购置了三室一厅的住宅,每人一套。
一踏入婚姻的殿堂,便为他们添置一辆豪车。即便北京的房价高得令人咋舌,他们却似乎从未有过嫌贵的感觉。
——因此,“另一类”或所谓的“他人”便指的是那些被称为“富二代”的人群。
我听闻一桩往事——一位女孩在海外求学期间,突发奇想,立志成为一名影视明星。于是,她的母亲特地带着她回到国内,四处奔波,联络人脉,最终有幸结识了一位剧组的导演。她们明确表示,只要女儿能在剧中扮演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她们将分文不取,甚至愿意反哺剧组,提供高达几百万的资金支持。
“即便如此,我也愿意让她尝试一番,感受一下这份乐趣。”——看来,这位女儿无疑是典型的“富二代”了。
这类“富二代”,他们的生活中,“缺钱”一词鲜少出现。
他们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们,大多身为中小型私营企业的掌门人或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亦或是掌握实权、掌握财政大权的官员。若是官员家庭,其背后的隐形财富究竟有多少,他们实难探知一二。
他们常常沉溺于“挥金如土”的生活之中,同时,他们的目光也不自觉地转向那些被称为“二世祖”的年轻人。对于那些似乎比他们更加“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他们心中难免泛起一丝羡慕与不满,因此,在社会上,他们时常掀起一场场与“二世祖”一较高下的“不差钱”竞赛。
在我看来,对于那些父母身为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个体,社会应当给予其应有的关注。此类父母群体中,不乏那些从现行体制的弊端中获益颇丰,并本能地成为其坚定捍卫者的身影。
这些父母,对于促进社会的民主、公平与正义,心中充满了不安与反感。
那些拥有如此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掌握优势甚至强势的发言权时,究竟是会选择站在长久以来依赖且深感亲密的利益集团这边,本能地发挥保护作用,还是能较为无私地跳出这一利益圈子,秉持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立场,发出符合社会良知的呼声,这一切,我们唯有静观其变。
若期望他们成长为更具人文素养的中年群体,便需从当下起,借助公平与正义的自觉意识,引导他们接受文化的熏陶。
谈及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影响力,在我看来,在中国,这一影响力对于他们而言实属寥寥无几,微乎其微,即便对于广大青年群体,亦是令人深感失望。
展望未来,“富二代”的目光中,我总体感受到的是一丝忧郁。虽然不能排除其中会涌现出几位坚守社会良知的令人敬佩者,但预计这样的个体不会占据多数。
在我国,上述“富二代”的数量,大致不少于千万之数。这一数字尚未涵盖那些足以让家族三代五世皆享荣华的文艺娱乐界巨擘的后裔。然而,鉴于他们的子女数量毕竟有限,因此对这些群体进行特别评述的价值并不大。
02
中产子女
在全球范围内,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无一例外地构成了各国中产阶层的重要支柱。其比例或低至三分之一,或高达一半。
我国国情颇具特色。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尽管多数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准相较于城市平民阶层略有优势,然而实际上差距并不显著。
自20世纪80年代起,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其幅度之大,不容置疑。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影响群体,这一事实毋庸置疑。
无论在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水平上,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水平均已普遍超越工薪阶层。还有一部分人,正有望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即便是最为困难的群体,其生活水平也已远超所谓的“小康”标准。
自2009年起,房价的急剧攀升对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他们的心灵亦遭受了重创,普遍弥漫着挫败感。
以我所在的言语大学同仁为鉴,其中不乏有人为资助儿子成婚购置房产,不惜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即便如此,儿子仍需背负百余万的贷款,沦为“房奴”,而他们所购得的住房面积不过八九十平方米。
有的夫妇,双方均已年逾五十,身为大学教授,教书育人的生涯已有二十余载。他们手中握有百余万的积蓄,儿子也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面对房价的节节攀升,他们只能无奈地叹息,心中满是迷茫与无力。
他们的子女,均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不乏拥有大学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这些青年在成家立业之后,原本最有可能跻身中产阶层,然而,如今看来,这一目标的实现概率大幅下降,他们的梦想变得愈发遥不可及。
他们轻松地获得了所谓的“白领”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终究还是应该拥有一定的“资产”,至少在人生的尾声,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
即便婚后夫妻双方每月都能拿到万元的薪水,若要购置一套两居室的住房,还需父母资助一部分房款,个人贷款额度也将达到一百几十万元。以每年偿还十万元的速度计算,也需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彻底还清。
再者,从踏入职场到月薪突破万元,即便工资每年仅增长一次,预估至少也需要十年时间。如此累计,前后相加,他们已在职场中奋斗了二十余载,年岁也即将迈入五十。
步入五十载的人生征程,方才购置了属于自己的两室住宅,虽算是有了一处“产业”,但恐怕仍只能算是“小康之家”,而非真正的“中产阶级”。
更何况,他们终将肩负起父母的责任。一旦儿女降临,相应的开销便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忧虑亦不容忽视。因此,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的目标,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变得愈发遥不可及。
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两位,不幸同时或相继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那么他们的小家庭生活状况便可想而知。
幸运的是,据我所知,这类青年,作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凭借“知识出身”的优良形象,在心理上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以抵御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强烈冲击。因此,他们在精神面貌上普遍保持乐观。
他们的人生信条普遍地聚焦于活在当下,紧握当下,畅享当下;他们更关心的是在当下能否真正品味出生活的美好滋味,感受生活的愉悦。
这种对未来的回避,对未来的忽视,似乎带有几分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纵然常使父母辈摇头惋惜,但对于他们自身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而且,他们多数属于当代青年中的晚婚派。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乏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按照正常年龄步入婚姻殿堂,而计划成为“丁克家庭”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当代中国青年的群体中,他们尤为珍视精神层面的满足。他们对时尚亦情有独钟,然而所追求的却是更为精致的物品,力求体现高雅的品味。作为都市文化消费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文化品质的追求往往显得极为严格,有时甚至近乎挑剔。
其中一部分人或许终其一生都将过着清贫的生活,然而他们通常不会陷入困顿,更不会沦落为“草根”或处于弱势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成为物质上的富裕者已属不易,因此他们似乎更倾向于成为我国的精神贵族。
实际上,他们身上兼具雅皮士的特质,同时也鲜明地展现出精神贵族的风范。
一个国度若缺乏精神贵族的点缀,其文化底蕴便难以称道。即便在非洲的部落民族中,亦不乏那些以品鉴文化瑰宝为乐的“精神贵族”。
众多人中,不乏将成为我国未来高品质文化守护者的身影。并非此类守护者唯有出自他们之中,实则,他们之间孕育出这样的守护者更为自然,且数量也将更为可观。
03
城市平民子弟
出身于此阶层之青年,尤其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内心往往充满了凄凉与悲苦。
由于他们的父母,大多是那些怀抱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切期望的父母,他们的人生历程充满了波折。在年轻时,他们渴望过上美好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愿景最终却被社会和时代无情地击碎。
然而,那碎裂的愿景仍旧潜藏于心灵的最深处,时不时地闪烁着微光,正所谓“余晖尚存”。换位思考,确实令人心生怜悯。过去,我国城市平民的生活确实相较于农村家庭更为优越,这也是农民们所向往和羡慕的。
然而,是否如今仍能超越农民,这一点却未可断言。现今,众多城市平民家庭往往转而羡慕起农村中那些富裕的农民。至少,那些宛如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一入眼帘便让他们不禁自愧不如。
然而,若是有农夫愿意与之交换,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摇头拒绝。他们的根基早已在城市中深扎数代,无论是对于植物还是人类,移根都是一场冒险,往往意味着水土不服。尤其是对于人类,一旦水土不服而又无法回归故土,那其中的痛苦便愈发深重。
“所谓的日子,不正是围绕儿女而流转的吗?”这句常在城市平民父母间流传的话语,道出了儿女是他们唯一的精神依托,是他们实现美好生活的依靠,更是家庭焕发新生、脱胎换骨的期盼所在。
因此,他们与子女之间的联系,颇似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甚至更甚于拳击教练与拳手。在他们眼中,社会宛若一场盛大的竞技场,而这一看法在当今中国,无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因此,他们往往心事重重,面容严肃地对孩子们诉说:“孩子啊,我们一家的美好生活,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自幼生长于都市平民家庭的年轻人,谁没有听过父母类似的教诲呢?
如此一来,与十字架有何分别?言外之意便是——
你必须跻身名牌大学的行列;唯有毕业于顶尖学府,方能觅得一份优质的工作;而唯有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才有机会在社会中崭露头角;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在你面前自豪地昂首,享受幸福与尊严的生活;唯有达到这一目标,你才算真正对得起父母的期望。
心里想的就是这个。
儿女们逐渐领悟到——父母对他们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在社会的竞技场上一关一关地闯过,最终赢得金牌和金腰带。因此,从小学到大学,对他们而言,每一步都仿佛是一场赛场的较量或拳台的挑战。
然而,即便是在北京与上海之外的其他省份的任何城市,想要考入一所优秀的大学也已变得异常艰辛,而要进入名牌大学,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普遍遵循的规律是——若渴望考入知名学府,则必须首先跻身于重点小学。
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跻身重点小学的行列,其难度堪比考入顶尖学府,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名牌大学虽以高分作为选拔标准,但进入重点小学却往往需要支付昂贵的赞助费,这对非富裕家庭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即便借贷筹资,也常常难以找到合适的途径。
肩负着改变命运的重担,平民家庭的子女们,自幼便需将心灵托付于中国的教育体系,将自己塑造成擅长应试的机械。
即便跻身于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乃至重点大学,终是越过了那传说中的龙门,未曾想,在那龙门彼端,自己依旧只是条微不足道的小鱼。
踏入社会后,寻找工作的过程相较于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或许稍显便捷,然而工资水平却并未有显著提升。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乃至博士生,情形大都相仿,这不禁让人心生失落……
此外,那些仅能进入普通大学的学子,高考落幕之际便深感对父母愧疚,而毕业后这种感觉愈发强烈。那微薄的薪水,每月寄回父母,自用便显得捉襟见肘。若不定期寄钱回家,不仅在道德上难以自安,更在面子上也难以交代。
居住于本市之家,若谈及婚事,便无人问津,岁岁年年,赖于家中而居。日复一日,依赖于父母之资,虽他人不言“啃老”,实则亦同于“啃老”。
远在他乡的人们,自然不愿让父母得知自己沦为了“蜗居”中的“蚁族”。他们与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无异,都是这个国度不幸的孩童,是那些饱尝艰辛的苦命人。
我期盼我国未来能减少那些动辄以“大手笔”姿态投入数千亿资金的“国际形象工程”,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那些贫困儿童身上——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
那些在中考中成功迈入大学校门的学子,无一不彰显着坚韧、毅力与忍耐的品质。
他们之中,部分个体尤其容易遭受心理困扰。若缺少关爱与集体的温暖,此类情况极易导致自杀或自残的悲剧,甚至可能引发伤害他人的严重罪行。
他们整体上并非属于威胁之列,实则是一群内心充满郁闷与迷茫的人。他们承受着最多的纠结与痛苦,不断在困境中挣扎,且常常感到孤立无援。
他们的内心,相较于情感,更加敏感,因此在人际交往中常常流露出冷漠的姿态。对于那些伸出援手的人,他们心中固然充满了感激,却时常感到自尊心受到无形的伤害,因此往往将这份感激深埋心底,以淡漠的表象来掩饰。
然而,这样的情况却常常让他们给人留下冷漠无情的印象。在这种时刻,他们的内心深处又多了一层纠缠与痛楚。
相较于同情,他们更渴求公平;相较于温和相待,他们更珍视真挚的友谊。
若有人能与他们缔结真挚的友谊,其内心亦将拥有一份深沉的信赖。他们对待友情,往往如同犬忠诚于其主,对这份情感忠贞不渝。此类朋友,难觅难交,一旦结交,往往成为终身的良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率先背弃这份情谊。
他们与于连有着惊人的相似,唯独在野心程度上稍逊一筹。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愿景既切实又平凡,易于实现。然而,对于他们而言,即便是这样的愿望,也需要不凡的机遇才能得以实现。
“请给我一个机会。”——这句心声,他们在心底不知默念了多少回。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疑问——对于那些握有决定权的人,有时大声表达自己的渴望确实是必要的,但相较于同龄人,他们背负的心理压力似乎更为沉重。
其中,那些坚忍不拔、毅力非凡的忍者,或许将成为未来凭借百折不回的个人奋斗而成就辉煌的世人楷模;亦或许,他们将成为未来能够为社会贡献丰富人文思想力的杰出人才。
人文思想往往与富贵荣华无缘。然而,托尔斯泰、雨果等人却是个中的例外。细究他们的人生轨迹,尽管出身显赫,但他们却未曾将奢华的衣食视为荣耀所在。
04
农家儿女
出身农村的大学生,无论是正在求学还是已步入职场,若他们的家乡意外地富裕,诸如南方那些绿意盎然、环境宜人且交通便利的乡村,那么他们在大都市中感受到的迷茫,相较于城市中的平民青年,或许会少上几分。
这实因他们的农民父母对他们并无过高期待。
若能在繁华的都市中稳固立足,安顿家园,父母自会欣慰不已。
若他们自认为在大都市中生活得并不愉快,选择回归省城就业,父母同样会感到欣慰,并坚信他们并未辜负大学时光。
纵使他们返至邻近的县城寻得一份生计,父母虽难免流露出一丝惋惜,但这份遗憾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鲜有农夫会对金榜题名的子女吐露:“我家便寄托于你,务必终结我家世代为农的宿命!”
他们深知,这样的家庭使命绝非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所能轻易承担。
他们竭力供儿女完成大学学业,心中所想单纯而执着:只要儿女未来能过上优于自己的日子,那么所有的辛劳付出便都显得无比值得。在中国,农民父母往往不求子女回报,他们对于土地的依恋与信赖,甚至超过了对于儿女们的期望。
因此,众多有幸在较为富裕的农村或小镇、小县城拥有栖息之地,或是就读于繁华大都市、漂泊其中的学子与青年,他们的心态相较于城市平民甚至贫民家庭的学子与青年,更显豁达与乐观。这源于他们的人生中始终存在一条退路——那便是他们的家园。
若家庭关系融洽,家门将始终向他们敞开,家人始终热切期待他们的归来。即便他们在大都市中居住于集装箱之中——南方已出现将闲置的集装箱出租给居民的现象——他们亦能咬紧牙关,坚韧不拔地度过难关。
他们在大都市中辛勤耕耘,不惜年复一年地奔波于繁华都市之间,这完全是出于他们个人的自愿,与家庭寄予的期望无关。当他们在奋斗中感到疲惫不堪时,便会选择回到故乡休憩,调整身心一段时间。
那些与命运同行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子女,却无一例外地失去了那“稚子逐花捉蝴蝶,人家依树挂秋千”,“罗汉松掩映花径,美人蕉错落雨中窗”的家园。坐在那熟悉的家门前,回忆起儿时“争抢一竿竹,偷折四邻花朵”的往事,仿佛置身于疗养之中。
即便未曾重返故土,仅需想象那片温馨的家园,便能消解疲乏,带来慰藉。因此,无论是校园中的学子、职场中的年轻人,还是辛勤工作的打工族,他们精神世界中总有一份乐观与豁达,支撑着他们前行。
诚然,那仅仅是一种旷达的心态,远非真正的乐观。然而,能够持有如此旷达的视角,本身就足以令人为之欣喜。
无论一个青年身处大学校园、都市的职场或季节性工地的劳作,若他们的家乡不仅位于农村,更是偏远贫困的农村,那么他们的心境与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必定是迥然不同。
重返故土,哪怕是在佳节期间回家探亲,那份温情中夹杂着忧愁,而快乐之情却难觅踪影。然而,打工的青年们终究还是要踏上归途。
毕业生归乡之举显得徒劳无功——既不利于他们自身,亦无益于家庭。他们即便试图返回省城或县城,亦步履维艰,因为在这两个地方,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他们难以获得一席之地。
因此,每当他们以“不放弃!决不放弃!”等口号彰显着留驻大都市的坚定意志时,大都市本身以及整个社会都应予以充分的理解与支持。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两句,构成了狄更斯杰作《双城记》的序章。至于那个时代的具体面貌,此处便不再详细展开。狄更斯将“好”置于句首,而将“坏”置于其后,这暗示了他对那个时代的首肯。不妨借用他的句式来表达:
当代中国青年令人失望。
当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是那些承载着国家厚望、充满希望的青年一代。
言其令人失望,实因在众多中老年人的眼中,他们身上存在诸多瑕疵。其中,独生子女的骄纵之气、“自我中心”的恶劣习性和对娱乐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修养的玩世不恭尤为令人反感。
他们堪称中国寄予厚望的群体,盖因自1949年以来,他们最真实地诠释了人的本质,同时,他们的忠顺意识基因相对匮乏,因而堪称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之辈。
在他们看来,世界仿佛一片平坦;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崇尚与追求,相较1949年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显得更为自然而更为激烈。
然而,目前尚非他们展现影响力的时机,但若他们集体发声,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将是对进步思想的认可与发扬者。
他于1949年诞生于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而其祖籍则可追溯至山东威海市泊于镇的温泉寨。
他笔下描绘了50后与60后的生活画卷,不仅吸引了70后与80后的共鸣,更触及了90后与00后心中的柔软。他是梁晓声,被誉为文坛中的“平民代言人”。
众多人士对梁晓声的人品与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们中有人倾心于他摒弃官腔、套话以及矫揉造作的言辞;有人则被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正义情怀所吸引;与他同辈之人,对他笔下那个时代的艰苦岁月与珍贵记忆的真实描绘备感亲切;而不同年代的人,则被他对于普通人喜怒哀乐的真挚记录所触动,那份跨越时空的共鸣感尤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