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随着中央苏区在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崭露头角，赣南与闽西的根据地得以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核心的全国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首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正式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该政府的主席。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身兼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多重重要领导职位。然而，到了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被剥夺，军权随之丧失。此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屡遭打压，境遇愈发艰难。在中央苏区的那些“两三年”中，毛泽东的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回忆过往时提及：“我曾历经压力，遭受过三次重大处分——曾被开除党籍，军职亦被撤销，剥夺了指挥军队和参与党的领导工作的权利。在那段日子里，我独处一室，两三年间竟无人造访。我亦不主动寻找他人，因有人指责我涉嫌宗派主义，提及邓、毛、谢、古。实则，我并未与邓小平同志有过面谈。后来传闻曾在武汉见过，但我的记忆中并无此事，或许只是匆匆一面，未曾交谈。”
在1965年8月5日会见外国代表团之际，毛泽东再次提及那段“无人问津”的岁月，他言道：他们过度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攻克大城市的战略，迷信外国在政治、军事、组织及文化领域的整套做法。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过于“左”倾的政策。虽然我们拥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但孤立无援。我，这尊曾经的“活菩萨”，曾经颇显灵验，然而后来却失了效。他们将我这位木制的“菩萨”扔进粪坑，再捞出来，气味难闻之极。在那个时期，不仅是无人造访，甚至鬼魂也不愿靠近。我的职责仅限于吃饭、睡觉与排泄，幸而我的头颅尚存，未遭砍伐。
在这两段重要讲话中，毛泽东阐述了诸多议题。
一、挨整原因。
中国革命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充满坎坷。自中共六大之后，随着形势的转好，共产国际的错误引导也使得党内“左”倾急躁情绪再度抬头。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推动下，中央派遣代表或新任领导干部，逐步将错误路线渗透至红军与各根据地。在错误路线的误导下，肃反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导致众多领导干部与战士无辜丧生，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幸运的是，尽管毛泽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剥夺了指挥军队和参与党的领导工作的权利，但他幸免于难，未被处决。因此，毛泽东曾戏言：“幸好，我的脑袋还在。”
1933年伊始，中共临时中央在艰难维持上海根据地之际，迁往江西瑞金。自此，党、红军及整个根据地全面实施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与政策，对中央苏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临时中央派遣的中央代表团于江西瑞金成功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在主席台右侧第四位就坐的是毛泽东同志。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关门主义。在这四者之中，教条主义构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根本特征，其他错误则均由此衍生。王明及其同伙频繁提及“国际路线”，言必称自己在执行这一路线。实际上，王明的“左”倾路线即是所谓的“国际路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明确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开展革命，必然会遭遇众多独特的复杂难题。单纯依赖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或盲目照搬外国的经验，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特别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我党内部，普遍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我国革命濒临绝境。”
毛泽东针对王明的“左”倾错误，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其教条主义的本质：“他们盲目追随国际路线，迷信攻占大城市的策略，以及对外国政治、军事、组织、文化政策的全盘照搬。”
毛泽东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致力于在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懈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正因如此，他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嫉妒与排斥。这正是毛泽东遭受打击的根源。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坚决抵制那些过激的‘左’倾政策。”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然而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我曾被视为灵验的菩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作用逐渐消失。他们把我这尊木雕菩萨浸入粪坑，再捞出，让我变得臭气熏天。
二、挨整情况。
“毛泽覃、谢唯俊仍与毛泽东保持通信，他们心中存有不满，这是派别活动的迹象。”
“我独处一室，两三年间竟无一人造访。我亦不主动寻找任何人，以免被指责为宗派主义，所谓‘邓、毛、谢、古’。实际上，我甚至未曾见过邓小平同志。后来听说在武汉有过一面之缘，但对我而言，那不过是模糊的记忆，或许只是匆匆一面并未交谈吧！”
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三载时光，鬼影难觅”，虽是一句夸张之谈，却足以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毛泽东传》中记载，自1931年赣南会议至1934年十月长征启程，长达三年的时光里，毛泽东的处境可谓异常艰辛。尽管他身兼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之职，实则一直身处逆境，不断遭受批判与不公正的待遇。他诸多正确的决策与主张，屡遭严厉指责，被扣上“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失去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局面，竟源自党内。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若无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坚不可摧的意志，任何人都难以承受这样的考验。
三、调侃“三大任务”。
一、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二、着力推进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三、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四、主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五、密切关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局发展，并不断提出针对性的军事策略。
李维汉亲历其境，曾如此述说：“他坚守三原则：首先是少数应服从多数；其次是保持积极态度；再者是在党的允许范围内尽力而为。当时，王明路线的主要推行者对人的打压尤为残酷，不仅剥夺了你的领导职位，更是严厉批驳。即便在这样的打压之下，毛泽东依然能够维护党的团结，坚守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在上述五件重大事件之外，毛泽东亦趁此闲暇，潜心研读马列主义的重要经典，并深刻总结革命历程中的宝贵经验。1957年，他曾感慨地对曾志提及：
未曾品尝过洋面包，未曾踏入苏联的土地，亦未曾远渡重洋留学他国。我提出以井冈山根据地为核心，构建罗霄山脉中段的红色政权，并主张实施红色割据策略，推广“十六字”游击战术，以及运用迂回战术。然而，那些曾留学海外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山野之中难以孕育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自一九三二年（秋季）起，我失去了工作，便投身于漳州及其他地区的书籍搜集之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著作尽数搜寻，若有所缺，便向同志们借阅。我潜心研读马列著作，几乎日以继夜，一本接一本，甚至交替阅读，脚踏实地地投入了两年时光。正是这两年的研读，为我后来撰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面对逆境的毛泽东，未曾沉溺于悲观，亦未流露消极情绪，始终勤奋不懈。他心系全局，为党忍辱负重，在等待的日子里，不断学习，“脚踏实地，埋头苦读”，历时两年，为即将到来的重任做着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