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政治中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词，“选票银行”，指的地/主、买办等基/层/权/贵半胁/迫下无地农、低种姓等在内的弱势群体因为经济等因素被迫按照前者意志投票的票仓。他们可能连被迫的感受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受胁/迫动员”历史如此悠久，以至于在种姓文化的框定下，底层民众并不觉得顺从是耻辱，而形成了一种基层政治文化的“肌肉记忆”，即顺从地/主、高种姓等权/贵是“理所当然”的。 class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中的人们，甚至现在的印度低种姓对高种姓，和统一种姓内的经济下位者，都感觉不到这一点，仍然是以横向的意识形态共同体为皈依的。

这在很多地方都有反映，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宗/族，特别是战乱年代，例如南北朝的“坞堡”，实际上就是宗/族里的大宗成为地/主，带有武装，而小宗们则作为佃农、雇农受到盘/剥，但前者可以动员后者，他们对外是一个统一体、共同体，这些小宗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认为自己受到压/迫，而是认为理所当然，当然，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有血缘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姓氏投靠这个宗/族，成为他们的佃户，而在印度，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在同一种姓内发生，即便他们不是高种姓，当然，达利特除外。草原社会也是如此，特别是头人和附庸的关系。

而且，就算你去了城市读书，成为了知识分子，或者职员，但个体的作用是渺小的，高种姓的地主和买办构成的权贵共同体，是不会允许你这么打破规则和秩序的，如果没有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印度民主是否能在没有工业化和强大的中产阶级情况下长期维持，都是个未知数，印度的历史传统就是，除了动员低种姓和达利特服务精英斗争，精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进行争斗以获取权力和财富，这一点在当代虽然有所变化，但内核是不变的，只是不可动摇的东西，变成了维持封建地主制度、财阀垄断的内外贸易制度和金融的非垄断制度这三样，只要维持住这三样，精英内部的力量对比就不会失衡，不失衡就不会出现中央集权，无论这种集权的基础是权力还是金融资本。

古代不能动员底层，是为了维护精英共同体，现在的三个不能动摇，也是为了维护精英共同体，这是印度历史上从未改变的主线。当然了，以上的论述仅限于印度和部分南亚国家，其他国家几乎完全不适用。中/国和俄/国存在精英群体和精英阶/级，但不存在真正的精英共同体认同，精英是依附于国/家的发展而自足的，印度的精英则是围绕精英共同体自持的，国/家存亡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

西方的精英依附于强大的资本主义，准确的说，中心国家的西方精英，依附于强大的金融垄断资本，以及层层下推的商业精英-政治代理人关系，由于金融资本的强大和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主导地位，金融垄断资本成为比单一的通过政治献金等手段控制这种代理人的商业资本更强大的主导者，以使政治选举和议程不威胁到它们的根本利益——防止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权的出现，因为金融集权和政治集权是互斥的，央行独立性实际上是赋予金融垄断资本以不受政治权力辖制的重要法理基础。

也就是说，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镀金时代”和“黑幕揭发运动”中所出现的，广为人诟病的美国的金主-政治掮客问题，其实仍然没有解决，只是从赤裸裸的机器党，变成了更加隐蔽的间接腐败形式了，由于美联储的建立和金融垄断资本的大大加强，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实际上成了凌驾于一般的其他资本，包括普通商业银行在内的大但达不到垄断的一切商业资本的“太上皇”，他们通过经济的、金融的、舆论的、媒体的、文化的等若干手段，保证选举服务于商业资本自身的利益，同时，金融资本还能起到总刹车阀的作用，即防止美国出现损害自身强大影响力和统御力的政治权威。

所以印度的政治模式，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